延安杨家岭：窑洞小油灯照亮抗战方向

　　杨家岭，原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村口有明代吏部尚书杨兆的陵墓和祠堂，而因此得名杨家陵。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后，中共中央各机关陆续迁到这里，才改名为杨家岭。

　　作为承载中共历史的重要符号之一，杨家岭的七大旧址朴素安谧，隐于延安市区一角。杨家岭，这个原本寂寂无闻的陕北小山村，因中共中央的到来名扬天下。1938年至1944年间，杨家岭是中共中央的心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五大书记毗邻而居，运筹帷幄，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里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次重要会议：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中共七大……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辈，用心中的理想与信念，在半山腰的窑洞里点燃一盏盏油灯，照亮一个个不眠之夜。这一盏盏油灯，摇曳着革命胜利的曙光，也摇曳着解放全中国的黎明之光。

　　杨家岭的早晨

　　太阳刚刚升起。毛主席走出窑洞，来到他亲手耕种的地里。毛主席一手扶着水桶，一手拿着瓢。瓢里的水缓缓地流到小苗上。毛主席身边的小八路端着水，望着小苗笑。他好像在说：“小苗啊小苗，你喝了延河的水，长吧，快长吧!”

　　远处，八路军战士也在忙着挑水浇苗。

　　杨家岭的早晨，一片金色的阳光。

　　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小学《语文》课本上的一篇课文——《杨家岭的早晨》，描述了毛主席在杨家岭的菜地浇水的情景。

　　2015年6月26日，延安杨家岭，晨光依旧。沿着土坡拾级而上，便可以看见散落在小山坡上、掩映在青翠的松树间的孔孔窑洞，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都曾经住在这里。毛主席的故居由三间狭小的窑洞组成：一间是警卫室;一间是办公室，里面有一张木制的桌子、一部黑色的电话机和一把椅子;一间是卧室，里面除了一张双人木床、一部黑色的电话机，还有一个书架。就是在杨家岭那狭小的窑洞里，毛主席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窑洞里的灯光几乎彻夜不熄，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离开窑洞往下走，就可以看到当年主席亲手耕种的菜地，红色标示牌上写着“毛主席种过的菜地”。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亩见方的菜地，一如当年，辣椒、土豆、茄子等蔬菜蓬勃生长。“在大生产运动中，毛主席经常带头参加劳动。同志们劝他不要劳动，他笑着说‘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嘛!大生产运动是党中央的号召，我应当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据工作人员介绍，1940年5月31日，延安人民迎来了一位客人——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他每年都会在国外筹集大量资金支援国内的抗战。在来延安之前，蒋介石花费800大洋宴请了陈嘉庚。来到延安后，主席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了陈嘉庚，这顿饭只花费了两毛钱。吃完两顿截然不同的饭，陈嘉庚感慨地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窑洞里的革命记忆

　　中共中央搬到杨家岭后,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缺乏住所。原先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一下子进驻这么多的机关人员，住所当然是个大问题。为此，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警卫部队，全都动员起来，自己动手，开挖窑洞。现在杨家岭供人参观的那些挂着某领导旧居或某机关旧址牌子的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大都是那个时候挖成的。

　　为了防范敌机轰炸，机关学校还挖了许多防空洞，有的防空洞就和居住的窑洞连在一起。夏天的时候，防空洞会产生一些幽幽的凉风，把帘子吹得飘起来。1942年2月，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他十分风趣地说：“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种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参加整风的干部、学员都有挖窑洞、挖防空洞的经历和体验，因此，听到“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不由得哄堂大笑。

　　1946年8月，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当时为表示尊重，他特意把坐北朝南的上位让给斯特朗，自己坐在了靠山崖的位置。

　　时光荏苒，如今，当人们站在一排排窑洞前，禁不住会浮想联翩，遥想无数个漆黑的夜晚，毛泽东在昏暗的油灯下，一会儿点燃一根烟，边抽边思考问题，一会儿伏案急书，撰写文稿，一会儿又坐在桌前闭目养神。就是在这样一处简陋的窑洞里，毛泽东借助窑洞的小油灯，写下了《整顿党的作风》、《新民主主义论》、《愚公移山》等光辉篇章，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如今，那段艰苦的岁月，人们借助史书、电影、电视等媒介早已耳熟能详。但是毕竟几十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血与火的历史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已渐渐模糊。只有这一孔孔普普通通的小窑洞，作为历史的见证，依旧静静伫立在苍松翠柏之间。

　　“七大”杨家岭升腾“中国希望”

　　6月26日，记者走进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最先看见的是一幢青灰色建筑，一面红旗正迎着晨风飘扬，建筑上面刻着“中央大礼堂”字样。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代表中央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还通过了新的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时选举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这次会议，使我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记者看到，礼堂内部全部是按照“七大”会场原貌陈列的，房屋内摆着一排排木板凳，屋顶被设计成穹隆状，由四道拱梁隔开，最里面的一道拱梁区域内是主席台。台前是当时中央书记处5位书记的座位，台上方“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横幅标语是“七大”时的政治口号。墙上的V字型木架是英文VICTORY即“胜利”的缩写，上面插着的24面党旗，象征着我们党从1921年到1945年所走过的胜利的24年。红色的旗帜和标语，蓝色的帷幕，礼堂不大却处处渗透着朴素而庄严的气氛，主席台正对面的墙上刻着毛主席题写的4个红色大字“同心同德”。

　　“七大与会代表755名，代表全党121万党员，会期50天，是中共历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真正成熟，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李世明说，七大共举行全体会议21次，是中共历史上举行全体会议最多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历史经验，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七大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

　　在杨家岭中共七大旧址路边，为人所熟知的《毛泽东与延安农民亲切交谈》巨幅照片赫然矗立。据杨家岭革命旧址的工作人员介绍，该照片出自一位外国人之手，“卡尔曼是前苏联记者，1939年5月来到延安进行采访，当时，毛泽东在杨家岭沟口，与该村农民郭方成、杨再忠、刘续子笑谈，于是卡尔曼按下了相机快门”。

　　“讲话”让大众文艺焕发蓬勃朝气

　　“建立于1941年的中央办公厅楼，因为造型看起来很像飞机，所以人们也称它为‘飞机楼’。西厅是餐厅，东厅是作战研究室，第二层是办公室，第三层是会议室，中央政治局常在这里召开会议，著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在这里经过多次会议讨论后通过的。”杨家岭革命旧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942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这里召开了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

　　这个著名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当时开会的有90多人，一共开了三次。5月2日会前，毛泽东站在会场门口与参会人员一一握手问好，这一天，他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部分。5月23日下午是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准备做结论，在讲话前问大家是不是有话要讲，这时有人站起来要发言，于是热烈的讨论又进行了一下午。毛泽东开始讲话时，天已经快黑了，他招待与会人员吃过晚饭后接着讲。这时，来听会的人已挤满了会场、门口和窗台，于是，会场被移到了门外的空地，三根木棍支起一个架子，吊上一盏灯，讲话结束时，已是深夜。

　　“讲话”阐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根本道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进一步推动了延安文艺界和全党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进行锻炼和改造，创造了许多好作品。长期从事延安文艺研究的王俊虎说，当年，讲话曾征求许多文艺界人士的看法。在重庆的郭沫若看到了讲话稿，带回评价“有经有权”：经，指阐发了文艺创作的规律，有长期指导意义的经典价值;权，则有一时政治局势的权宜考虑。对此，毛泽东非常赞同。

　　讲话过后，陕北的舞台上，俄罗斯和欧洲的歌剧舞剧少了，秦腔、秧歌、唢呐多了。中国民族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白毛女》在杨家岭首演，脍炙人口的《王贵与李香香》诞生了，陕北农民李有源吼出了信天游《东方红》，秧歌剧《兄妹开荒》这样的土题材登上了舞台。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在书中描述当时盛景：学生，职工、士兵、村民和红军领导一起观看演出，生机勃勃，幽默风趣，洋溢着不可征服的精神、力量和热情。